2014年12月24日，广州白云机场使用02跑道降落的两架飞机均报告五边发现无人机活动，造成空中进近的飞机避让，而改用20号跑道落地，并致使地面飞机全部暂停起飞。

　　2015年，空军在河北涿州处置一起无人机“黑飞”事件。

　　2017年1月，萧山机场出现无人机“黑飞”事件。2017年2月，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发现4起无人机干扰事件，最严重的1起事件中，无人机飞行距空中客机仅50-70米。

　　2017年4月，成都双流机场遭到无人机干扰事件达9起，导致多架航班备降其他机场，并伴有航班延误，数万人出行受阻。

　　2017年4月，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一架无人机飞入机场净空保护区，禄口机场立即中止起降，紧急关闭半小时，14个航班受到影响。

　　2017年5月10日，珠海金湾机场遭遇到不明飞行物入侵，致使机场关闭，共有8架航班备降海口、揭阳、深圳三地。

　　2017年5月，重庆江北机场两次受无人机干扰，共造成重庆机场40余个航班备降，60余个航班取消，140余个航班延误，上万旅客出行受到影响。由此造成的航班调整、避让、备降、延误甚至停飞，对民航机场运行产生一定影响，造成较大经济损失。

　　无人机乱闯多地机场的“黑飞”事件挑起公众敏感的安全神经。从接二连三的“黑飞”威胁事件，到相关政府收紧政策的回应，厂商与用户在权限和责任之间的权衡以及厂商与上级管理机构的合作和沟通等方面可以看到，无人机市场的规范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行业问题，已经上升到社会群体事件的范畴。